當我與沈涵曦一同撕下六月最後一天的日曆時，我猛然意識到我已經在這個世界停留三年半了。
當我回想起這千餘個日夜裏因我而死的數千人之後，我猛然間意識到一個冷戰時代誕生的問題：
不論從事何種學科的科學研究，我們都應當推動科學進步或者保護人類利益；但只有我們活着，才有可能讓自己做出這種有利於科學進步或人類利益之中至少一個。
所以，我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必須做的一切，其荒誕、血腥的程度很可能逐漸遞增。
對於身處現代世界的人類來說，這非常的野蠻，甚至可能到了反人類的邊緣。
但我不得不這麼做——他們不僅僅是在學術方面用不着邊際的話語對我發起攻擊和質疑，而且還毫無證據地質疑我的日常生活和人際關係，甚至還鼓動國內外的一切敵人不分場合地暗殺我。
即便如此，我在二度訪日期間的事實仍舊足夠證明：我仍舊不能保護自己最根本的安全，更不用提身邊的其他人。
於是，我決定：我將義無反顧地對一切敵人，哪怕血流漂杵。
——夏希羽，1983.7.1
第七卷卷尾語
